[转贴][讨论]种地和发财|车友闲话

离线8byy

发帖: 220

只看楼主倒序阅读使用道具楼主发表于: 2005-10-02

一、首先遇到的问题是选种

　　二、播种方式是成败的关键

　　三、不会施肥就别指望挣钱

　　四、收割最容易

　　五、晒谷最头痛

　　六、不能用老办法销售

　　七、播下麦子后发现自己的思维方式也“农民化”了

　　八、不吐不快的几句话

　　九、 “消灭”农民才是解决“三农”问题最现实途径

　　十、我们已经“消灭”了大部分农民

　　十一、让农民与城市居民同工同酬能缓解城市就业压力

　　十二、 “土地资本化”农业才能现代化

　　十三、农业税不能免

　　十四、不要害怕农田被占用

　　十五、请到明天的“乡下”来

　　种地难吗？有钱赚吗？

　　种地很有趣。我种地起因于新西兰一家制造海洋有机肥料的公司，为了做好他们在中国的代理商，我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走访了十多个省市的农村。在与县、乡、镇、村4级领导和专业户、种植户的交流中，逐渐发现：只要是机械化种粮、规模化销售，不但肯定挣钱，而且投资不大回报却不低。

　　于是，以每年250元/亩的价格向位于金山廊下镇的市级农业园区租了将近500亩水田种稻子。我投入了40万元，还聘请了一位刚刚退休的农场技术员当顾问和当地的一位农民做助手，买了台拖拉机，用新西兰进口的海洋有机肥料种起了水稻。秋收的时候，光卖谷子和大米就收入了50多万。

　　一、首先遇到的问题是选种

　　一亩地一年的租金才250元，当时我觉得挺便宜。后来才知道，我租地的时候已经过了最佳播种期，而播种每误期一日，粮食亩产就可能减少100斤，急得我团团转。更要命地是当时金山已经没有了种子，邻居奉贤的种子价格也已经爆涨到2.2元/斤。幸好，专利局的一位领导介绍我去了崇明，警备区农场给了我大力支援，以1.4元/斤的价格给了我9千斤“冬繁13号”种子，解了我燃眉之急。而且大米还是优质品种，口感好，产量也不低。

　　但是，这个大米虽然是优质品种，但是生长期比较长，而且稻秆高，容易倒伏。这本来不利于我当时农时紧张的情况，可是因为不懂，根本没有考虑这些就拉回了种子准备播种。要不是运气好，有进口肥料的支撑，我险些闯下大祸。

　　二、播种方式是成败的关键

　　播种面临二个选择：直播还是插秧。直播就是将种子直接洒到田里不育秧，美国人种地都是直播，不仅节约人工（一个人一天能播20亩），而且产量还高。插秧是先将稻种密集播在一小块田里（育秧），待长到几寸高以后再移栽到大田里（插秧）。由于移栽的时候对秧苗会有伤害，而且在移栽的最初几天也会停止生长，因此插秧的缺点是产量比直播低。但是，插秧有一个最大的优点：能够缩短稻子在大田里的生长期。

　　上海的农民正是利用这个优点，当5月份麦子还没有收割完的时候就先找一小块地育秧，到6、7月份麦子收割完后再将已经生长一段时间的秧苗移栽到稻田里。这样，土地一年就能收获二粮食（一熟稻子加一熟小麦）。

　　在“以粮为纲”的年代，插秧成为了中国农民的播种习惯，以至于忘记了还有直播；以至于习惯成真理：误以为插秧产量高；甚至很多明明不需要插秧的时候也插秧，不但费时费力，还降低产量。

　　那么，我当时面临的情况到底是应该插秧呢还是应该直播？我的二位助手意见决然相反，老严（当地农民）力主插秧，理由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直播会耽搁时间；老陈（农场退休技术员）则力主直播，理由是，插秧产量低，人工大，并不合算。其实他们的道理都不全面。

　　我因为没下过乡，所以在做决定前很谨慎，去买了很多农业方面的书籍，希望能从书本上找到答案。可是，走遍书店，就是找不到一本关于经营方面的书。虽然有不少如何种地、种菜的书，有不少如何施肥、锄草的书，就是没有讲述如何分配植物生长时间的书，没有介绍直播的书。我还请教了不少专家，也没一个能说清楚道理的。这个时候，我反倒冷静了下来。看来外行的思维有别于一直从事种地的农民，既然他们说服不了我，就说明我有可能种得与他们不同，因为他们种地是沿袭几十年下来的习惯，很少考虑整体经济效益，也许现在是正是需要改变的时候。

　　于是我仔细分析，反而渐渐理清了头绪，发现与插秧相比，如果计算全部生长期，反倒是直播的生长时间短。因为插秧节约的只是稻子在大田里的生长期，如果计算在秧田里育秧的那段时间，生长时间起码比直播要长2~5天。农民在计算稻子生长期时，因为秧田占用的土地很小而忽略了稻子在秧田里的育秧时间，只计算了稻子在大田中的时间，所以，如果只比较稻子在大田中的生长时间，当然会得出插秧时间短的结论。可是，我现在种地，不是去买现成的秧苗而是要从育秧开始，这样不仅缩短不了稻子的生长时间，还会增加稻子的生长期。搞清楚这一点后，尽管当地几乎所有农民都反对，我断然决定直播。

　　其实，决定直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插秧每人每天只能干0.5亩，加上育秧的人工，500亩地需要100个熟练农民工干10天！可是现在农村，几乎已经找不到一个60岁以下的劳动力，就是你能找到100个人，干10天也把农时给耽误了。所以，即使从这方面考虑，我也只能选择直播。

　　开始直播后，农民讥笑我：你这叫穿皮鞋种地。言下之意是我不会种地。幸运地是，警备区农场的施场长在给了我便宜种子的同时，还教了我许多科学种地的知识。他让自己的技术员专门给我带去的农民上课：如何缩短稻子在大田里的生长期。

　　他们有一套能有效缩短稻子生长期的科学方法。就是，在播种前先将种子堆起来洒上水，种子就会发热，控制种子发热的温度使其始终维持在36度3至5天。这样就能有效减少稻子在大田里的生长时间。因为，稻子是一种结温性植物，最适宜生长温度是36度左右，在此温度下稻子4个月就能收获。如果高于36度稻子不仅不会生长还可能烧死，低于这个温度稻子就会延长生长期。上海的平均温度低于36度，所以稻子的生长期就会延长到5至6个月。由于当时我们播种的时候平均气温还只有十几度，如果直接播种，稻子的生长期就会更长。采用这样的方法，实际就是给稻子人为加温，人为制造了一个36度的生长环境，实际起到的作用就是加速了稻子的生长，缩短了稻子的生长期。

　　可是，让我啼笑皆非的是，我带去的2个当地所谓有经验的老农根本不理会这一套，他们竟然对上课的专家说：我们都懂。说得人家不好意思多介绍。可是回到金山后，这二位竟然连招呼都不跟我打，就要直接播种！原来他们过去也曾经直播过，但仅仅是用药水浸一下稻种防病虫害就直播了。如果真的这样，就会严重耽误水稻生长时间，至少减产3、4百斤。幸好，前进农场一位叫陈玉良的销售经理当时正在富民农场，听说我的情况后非常热情，向我推荐了一位刚刚从他们那里退休的水稻专家老陈到我那里当顾问。老陈立即纠正了当地农民的传统播种方法，让我躲过一劫。

　　三、不会施肥就别指望挣钱

　　很多事是始料未及的，施肥就是一例。什么时候、施什么肥、施多少，都很有讲究，而且多施不但无益还可能会对稻子造成损害，甚至可能导致疯长引起倒伏。

　　问题是，中国有几亿农民，知道该如何施肥的又有多少呢？我种的地边上有户农民种了2亩地，竟然施了300斤化肥，可是亩产量还不如我只施26斤的高。为什么呢？就是施肥的时机没掌握好。

　　去年夏天特别热，太阳把稻田里的水晒得发烫。由于水温超过36度稻子不但会停止生长，叶子还会发黄，会让人误以为是缺肥。那位老兄就是看见稻子发黄，在地里施了几百斤化肥。正确地做法应该是排去大田里的存水以降低田里的温度。

　　可是，周围的农民没几个知道的，他们的大田里都存有一寸多深的水，被太阳一晒，水温不但超过36度稻子生长能够承受的温度，还烫得连手都伸不进，导致稻苗发黄。结果农民都拼命往稻田里施肥，不但无济于事，收获的时候还因为稻子疯长，长得太高引起倒伏、减产。我这里，老陈已经早早就让农机站把我们田里的水抽干了。

　　看见我们的稻子绿绿葱葱，他们来找老陈求教。老陈说，把水放干就行。农民舍不得，因为施了那么多肥都在水里，这时放水等于扔钱。我责备老陈，为什么不早说。老陈先是诡异地笑了笑说：“他们不是不服我嘛？”。后来又悄悄地告诉我：“他们早就来找过我了，也要我施肥。我要是按他们的意思施了肥，他们就会在田埂上开个口，肥料就会留到他们那里。所以我装不懂。现在是他们施了肥，不放水又不行，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让他们放肥水到我的田了。” 看见老陈这么小心眼，我哭笑不得，因为我明白人家让我们施肥，根本就是好意，老陈反倒算计人家！于是臭骂他缺德。

　　后来，到了稻子快抽穗的时候，我们周围的农民都不知道要追“穗肥”，老陈一一告诉他们。结果，农民发现，追施了几块钱的“穗肥”，产量明显高了很多，皆大欢喜。算是对上次的一种“弥补”。

　　其实，农村中懂得施肥的真不多。前年我去安徽，当地一小伙告诉我，他父亲种了一辈子地都没明白应该什么时候施肥。我正在和他说话的时候，他的父亲就过来叫他：人家都在施肥，你也快去。我一看，是天快下雨了，因为化肥都是颗粒状，赶在快下雨的时候施肥会肥效高。但是老农中知道这个道理的都不多。

　　在上海，农村中有文化的几乎没有在种地的，好在上海每个镇都有农业科技部门，他们会通过广播提醒农民施肥、打药。可是，因为我种的稻子与当地品种不同，播期也不同，所以我也就没法享受到这样的服务。同样地，这也成为优质品种难以推广的制约因素。

　　幸好，我种地的另一个目的是推广有机肥料，推广新西兰的海洋有机肥料，所以我本来就没打算按照别人的模式施肥。现在上海的土地，由于持续50多年过量施用化肥，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已经从建国初期的50%降低到现在的1%都达不到。土壤开始板结，更重要地是，化肥由矿石加工或者石油提炼而成，内中含有重金属，长年累月的积累已经开始要危害人的健康，影响我们农产品的出口。除此之外，农作物生长需要一百多种元素，而化肥就只有氮磷钾少数几种元素，长期使用已经造成土壤中的微量元素缺乏，农作物口感差、免疫力、抗病虫害能力差。现在，即使是鸡鸭牛羊猪粪这类有机肥，由于这些鸡鸭牛羊猪的饲料也是缺少微量元素的农作物，再加上又添加了一些激素、抗生素药物，所以现在即使是传统的农家有机料质量也存在问题。

　　在新西兰，由于海草、海带、海胆这类含有大量微量元素的海洋生物被冲上海岸，成为污染物。因此当地政府补贴渔民让他们废物利用。他们将这些发酵后再浓缩成营养成分齐全的新型液体有机肥。使用这样的有机肥料，不仅仅能够使农作物增产、还能使农作物的改善口感，改善土壤的板结状况。

　　可是，现在中国绝大部分土地在农民个人手里，小农经营。农民不关心大米的品种和质量，只关注产量。因为，个体农民只能交售稻谷而不能出售大米（国家规定，上市的大米要通过S900系列的质量体系认证，个体农民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如果某个农民在自家的地里多施几十元的有机肥料（打到大米的成本里每斤不过几分钱），国家收购稻谷的价格却不会增加，因此农民的收入就不会增加。所以，任凭我说破嘴皮，农民就是不愿意用海洋有机肥料。我去向政府部门推广，他们需要我提供在中国使用的具体数据。可是找农科部门去做这些数据，肥料白送给他们每个品种还要收费几万元的“试验”费。中国的农作物品种有上万，都这样收费有几个厂家做得起呢。于是，我就动起了自己干的念头，自己租地试验。

　　我把这500亩地一分为二，一半用化肥，一半用有机肥，做对比试验。意外的结果是，使用了海洋有机肥的稻子不但增产，而且不倒伏（稻子倒伏产量将损失一半）。原因是，这种有机肥料能使稻子的结杆变粗，根须增加。仅此一项，我就减少损失几万元。也使得我当初因为不懂而引种高杆品种的风险因此化险为夷，就是我前面说的“躲过一劫”。因为，我的稻子品种虽然好，但是个头高，穗头大，容易倒伏（没有用海洋有机肥的稻子倒伏率达10%）。更重要地是，加工出来的大米口感明显比不用海洋有机肥的要好。我以此为卖点，直接卖去宾馆饭店，价格高出普通大米的一倍。我的利润也比卖普通大米提高了4倍（因为价格差价是我的净利润）！现在，一些农民提出今年也用我的肥料，并且委托我为他们销售大米。

　　四、收割最容易

　　转眼就到了收割，望着金黄色的滚滚稻浪，沉甸甸的稻穗弯弯的腰，终于明白了什么是丰收的喜悦。

　　收割是机械化种地中最省事的环节了，我以每亩45元的价格雇了一台联合收割机。收割机不但能自动割稻子，还能将割下的稻穗自动脱粒并装袋，还会将稻秸秆粉碎还田做肥料。 3个拖拉机手轮流操作，最多的时候一天割了80亩稻子。

　　五、晒谷最头痛

　　之前一切都出乎意料地顺利，可到了晒谷，问题一个接一个地冒了出来。

　　因为割下的这四十几万斤稻谷要一袋一袋地从地里抗到公路上才能用车装走，而连续下雨，地里十分泥泞，拖拉机开不进，只能依靠人力往外背。可是这些稻谷差不多有7万包，每包重六七十斤，许多块田离公路能有一里路远，就算每人5分钟能走一个来回，7万包也需要35万分钟，就是5千小时，6百天人工。而时间不等人，稻子不及时收割会“倒灌浆”，导致颗粒无收，我到哪里去找那么多人在几天内把它们背出来呢。

　　从朋友的工厂调来50多工人支援，这些工人几乎清一色来自安徽定远农村，本以为这下应该解决问题了。没想到这些大多十来岁的年轻工人，虽然生在农村但也挺娇生惯养，根本背不动，干了一天就不行了。竟有人背着麻袋摔倒在田里，躺在地上不起来，吓得我赶紧奔过去，原来他是累得趴在麻袋上睡着了，一场虚惊，以后就见怪不怪了。

　　我不能眼看着让稻谷烂在地里，无奈之下又向解放军求救。南京军区空军八旅住上海部队，慷慨派出几十名官兵支援，最终挽救了丰收的果实。不过，这些战士也都一个个地累得不行，其中还有不少是干部。

　　问题还没有就此结束：刚割下的稻谷含水量超过20%，而收购稻谷的要求是含水量要低于16%，加工大米的含水量要低于17%，也就是说，这些稻谷必须晒3个大太阳才能进库。到那里去晒呢？如果在公路上晒，几十万斤谷子铺满几公里还不够，而且，遇上下雨根本来不及收。农民因为只有几分地，百八十斤谷子都是晒在家门口，遇上下雨几分钟就能收回家。可是规模种地，用这种方法就行不通了。

　　无奈之下我去求助政府，镇政府的农业公司蒋总亲自帮我联络了粮管所（粮食局直属企业，不归镇上管），所主任祁金观大力支持，免费借了一个仓库供我晒稻谷。可是一次也只能晒几万斤而已。于是，我与联合收割机说好，每天割50亩地（约5万斤谷子），另从安徽雇了5个工人翻仓（晒谷的时候，翻得越勤快，谷子越快干燥）。

　　万万没想到的是，第2天就出了问题：上海气象台预报晚上有雨，而嘉兴气象台预报没雨，由于我的地离嘉兴近而离上海市区远，所以当地人都习惯听嘉兴的气象预报不听上海的。所以他们都说不会下雨。可是老陈看看天后说会下雨，要他们把谷子装袋进库，但是他们坚持认为没必要（这样也确实累），结果几个人居然用我的稻子打起了赌，没有采取防雨措施。哪里想到，夜里3点多，一阵大雨把我们堆在场地上快要晒干的稻谷浇得精湿。

　　第二天，我们不得不重新开始晒被浇湿谷子，可是新割下的稻谷就没有地方晒了。晒谷场出现了“塞车”。更让我始料不及的是，接下来的几天连续阴雨，受了潮的谷子几天见不到太阳就会发黄、发芽，就会报废。整整一个星期，总算天放了晴。我一狠心，把所有的稻子拉到了马路上晒，差不多摊了几公里长。晚上，我自己不睡觉，开着车巡逻，总算解决了晒谷问题，也累得半死。不过，还算好，没被人偷走。

　　这期间，因为我的稻子长好，有人半夜开着货车来偷我的稻子做种子。他们白天用药毒死了看谷子的狼狗，打算晚上来偷。没想到我从南翔的工厂又借了一条狼狗。来偷种子的一爬进仓库就被大狼狗逮了个正着，吓得屁滚尿流赶紧跳墙逃走。和我一起在马路上晒谷子的一个东北来承包的农民运气就不如我了，既没有狗又没有车，晚上搭了个帐篷，一觉睡醒，稻谷被人偷了个精光，伤心得哭都哭不出来。

　　六、不能用老办法销售

　　销售本应该是种地最重要的环节，能不能挣钱就看你能不能卖出好价钱。可是由于农民大都小农经营，打下的谷子扣除口粮以后，能够供出售的就几百斤而已，如果自己拿去市场销售连运费都找不回来。所以只有等待收购，由别人制订价格。

　　虽然农民也知道谷子加工成大米以后再卖的利润起码翻番（稻谷一斤只能挣一二角，大米起码能挣三四角），但是卖大米要有国家“S”安全标志，农民也无法将谷子加工成大米销售，而只能等待收购。我种了500亩地，收了近50万斤谷子，当然不想这么老实。

　　国家定的稻谷保底收购价是0.7元/斤，我种地的实际成本差不多就要0.7元/斤。去年上海各区定的收购价有所不同，金山区是0.89元/斤，加上3分钱的地方补贴，实际上是0.92元/斤。当地农民如果不计算人工费（他们因为地少，插秧除草收割都是自己手工干）费用大约是0.5元/斤，如果计算人工费，成本超过3元/斤。所以，如果只卖谷子，农民每卖一斤只能找回4角钱的人工费，种2亩地，卖二千斤谷子，他们也只能收入800元。所以，上海的农民为了生计是不能只种承包地的。我就不同了，500地有将近50万斤稻谷，即使光卖稻谷也能收入40多万，不但可以全部收回我的投资，还能有几万元净赢余。

　　我当然不会满足，想挣更多。于是，我在市里雇人去宾馆饭店直销。可是，宾馆饭店都已经有了固定的进货渠道，打不进去，尤其听说我的大米要卖每斤2元的高价就更不肯买我的大米了。可是我的大米用的是进口的海洋有机肥，口感好，我相信只要他们品尝过，就会买。可是怎么让他们品尝呢？

　　于是，我想了个“易货” 的销售方法。就是，你进我的大米不用付钱，签个字给我就行，将来，我凭这个“单”去你的宾馆饭店消费。结果，大米一下子就打进去了，而且是想进哪家宾馆就能进哪家宾馆。因为这些宾馆的老板都会盘算，虽然我的大米比别人贵几角钱，可是因为我去店里消费他们能加倍赚回来，尤其是宾馆，满员的时候少，我去消费甚至不增加他们的成本，等于他们白拿大米。有的宾馆甚至开出十分苛刻的条件，要我不能在旺季的时候去消费，只能在淡季的时候去。尽管如此，我也全答应了。

　　当然，如果都这样卖大米的话除非我开旅行社，否则还是要亏本。但是，我的方法是，就只发一次大米，而且不超过几百斤米。因为我知道自己大米的品质明显与人不同，等到他们发现口味不错再要货时，我就拖延，最后逼他们自己提出付现金拿米，我也就不用去消费了。我发现小日本的餐馆特别讲究米质，于是多筛选一遍，价格提高到4元/斤，他们照买，让我狠赚了一把。

　　去年因为只是试验，一共只加工了十几万斤大米，就这样，一个多月就卖完了。我计算了一下，我直销大米的利润是1.2元/斤，是卖稻谷的利润的6倍！除此之外，因为我是种粮大户，国家每亩地补贴了我80元，又因为我种了优质大米，政府又按照每亩地补贴了我10元，还补贴了1元/亩的农业保险，各项总和让我5个多月就挣了十多万，半年回报率差不多就超过50%！农业真可算得上是暴利行业。

　　七、播下麦子后发现自己的思维方式也“农民化”了

　　收完了稻子想都没想就播了麦子。正在盘算麦子能挣多少钱的时候，当地农民告诉我，麦子的亩产能有500斤就不错了，又因为南方的麦子品质不如北方，所以收购价低于稻子。可是，种麦子的原材料成本却也要300多元，和稻子差不多。

　　天哪！这样计算，天气好我还不一定能收回成本唉。如果碰上坏天气，还要赔钱。果然，播下麦子后阴雨连绵。老陈告诉我，麦子最怕雨水太多，尤其现在正在长根的时候，下了雨麦子就不肯往深处扎根（因为吸地表的水就足够了），这样，到了成熟的时候就容易倒伏。

　　这时我才发现自己的思维已经和农民一样了，居然会像农民那样不思考就去种麦子，居然没有先核算一下种二熟能不能有钱赚。只是想当然地以为利润与产量成正比，其实我根本不应该种二熟，这样，我今年就可以提前到5月份播稻子，而用不着等着收了麦子后再播稻子，稻子的产量起码可以增加300斤。而这300斤不需要增加成本是净收入，肯定比种麦子的效益高。

　　记得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去美国，在一位朋友家的农场做客，发现美国都是直播。表面上，种一熟的原因是因为季节来不及，因为种二熟就要插秧，而且需要大量人工，这与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实际上，即使在美国南方，季节允许农民也只种一熟。我一直不明白这是为什么，还曾经问过一美国农民，为什么不种二熟，他的回答是：不上算。当时我还在想，二熟起码土地使用效率高、产量高，怎么会不上算？大概是外国人懒。现在才明白，其实即使在上海，每年种一熟稻子再种一熟麦子或者油菜的收入没有只种单季稻的收入高。

　　道理很简单，如果直播单季稻，亩产量可以达到1300斤，如果搞二熟，虽然可以增收五六百斤麦子，但是扣除那减产的稻子和加上种麦子要开支的成本，完全是得不偿失。而且，对来年的土地休养生息也有利，还能节省第二年的肥料成本，少用化肥还能改善土壤的有机成分。

　　现在不幸种了麦子，又遇到雨水多，麦子能不能长好，老百姓是听天由命，我没甘心。我对麦子追施了“根肥”，就是我的海洋有机肥（它能促使根须增加15%），相信，今年我的麦子产量会高于当地农民。因为去年我们在给稻子施海洋有机肥的时候就发现，海洋有机肥能明显增加植物根须的数量。而且，为了防止再出现集中收割的问题，我已经分开时间播种，而且种了一半面积的大麦一错开成熟期。

　　八、不吐不快的几句话

　　种了地，挣了钱，突然问自己：为什么农民种地挣不到钱？如果农民都像我这样，不就没有“三农”问题了嘛。问题究竟在哪里呢？

　　有人说，是农业没有现代化，现代化了农民就会富裕。我不这么认为。我们的粮食亩产量全世界第一，最起码我们的种植技术不落后。那是我们的农业机械化不如美国吗？种了这几亩地我才明白了个道理：如果我们的农业像美国那样机械化了，粮食不但不会增产还会减产。因为如果我不机械化种地、不用锄草剂而是像农民那样手工锄草，我的产量会比现在高。难道产量低了农民反而会富裕？所以，农业现代化与农民的富裕没有必然联系。

　　还有人说（报纸上都这么说），农民贫困是因为负担过重，减免了农业税就能解决。种了这几亩地我又明白，这也不对：农业税就这么几十元，折合到粮食的生产成本中每斤就几分钱。如果免了这几分钱农民就能脱贫，三农问题早解决了。事实也确实如此，有很多省份早就免了农业税，比如上海，不仅全免还2倍倒贴（去年贴60~80元/亩，今年贴200元/亩），可农民还是相对贫困。

　　我们做农民的都知道，现在农民增收，根本不是减免农业税的功劳而是粮价上涨。粮食收购价格从2002年的每斤4角7上涨到现在的每斤8角9，足足上涨了4角2分！如果说，当粮食收购价是4角7的时候，农民种一斤粮食能够有1毛钱的收入，现在种一斤粮食就能够有5毛钱的收入。也就是说，粮食收购价每提高20%，可是农民种粮的收入就能提高100%！而减免农业税与此相比，作用根本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事情不仅如此，农业税要从国家财政收入中开支，可是国家还很穷，直到今天，财政收入还是赤字；而提高粮食收购价的费用不由国家负担（大部分由城市居民负担）。那么，又为什么不放开粮食价格呢？

　　而且，现在每当粮食一涨价，政府要么匆匆抛售储备粮；要么高价进口粮食低价抛售，平抑粮价，“稳定市场”。其实这就是牺牲10亿农村人口的利益维护少数城市居民的心理感受。说这只是在维护“心理感受”是因为大米的价格每增加2角，农民种粮的收入就能提高一倍，而城市居民每月的生活开支仅仅增加6元，不但与城市公交费用、房价、水电煤气费用的涨价相比微不足道，也完全可以被工资收入的增长所消化。

　　现在表面上是部分放开了粮食市场。可是外地人来我这里收购粮食，价格比政府出得高，却只能偷偷摸摸，因为工商部门经常会在公路出口设卡堵截，没收他们收购的谷子，搞得他们不敢来。我因为粮食多，自己雇车运出境，个体农民就没办法了，所以这种做法的实际结果是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几天前，看见政府工作报告中说，2004年减免农业税100多亿元，其实这些钱谁都能算得出，折合到农民身上人均就只有十几元，有什么用？如果我们不免这个税，而是用宏观手段调控粮价，农民得到的实惠要比免税高得多。虽然居民的开支会增加一些，但是政府用这个农业税的收入去对城市低收入居民（不过几千万而已）实施补贴，恐怕还花不掉这些钱。

　　所以，中国农民贫困的原因既不是农业没有现代化，也不是我们没有减免农业税，而是体制有问题！是我们的体制导致我们的农民太多了。才产生了“三农”问题。

　　九、 “消灭”农民才是解决“三农”问题最现实途径

　　没有第二条路。因为，我们只有18亿亩耕地，人均仅仅1.4亩，除非地里能种金子，否则绝对养不活10亿农民。去年还是历史上第二个大丰年，粮食产量不过9千多亿斤。按照去年粮食平均价格0.71元/斤计算，农业总产值仅7000亿元。扣除70%的种植成本，农民能够得到的售粮收入不到2500亿元。也就是说，人均连300元都达不到。所以，如果农民只种粮食，不饿死才怪！

　　有人可能会说农民还有副业收入。其实算个帐就不难明白：中国只有3亿多城市居民，即使按照小康的标准（人均消费副食品2000元），去年全国副食品消费的总量也不会超过7000亿元。扣除中间商的利润（与粮食不同，经营副食因为风险大，所以中间商加价也很高），扣除种植和养殖成本，农民能够得到的副业总收入不会超过1000亿元。人均才100元！所以，上述二项合在一起才3500亿元，人均月收入才30元。这点钱连去医院看次感冒都不够！

　　既然农活养不活农民，本该允许农民进城当工人。可是，我们的体制是：禁止农民进城。更荒唐地是，我们的户籍制度实际是在硬性规定：“农民的儿子只能是农民”。

　　这种难免让人联想到印度的“贱民”和几千年前奴隶的制度，居然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实施了50多年。这是中国农村人口从解放初的3亿爆炸到现在的9亿多的最直接原因。如果我们继续坚持这样的政策，再过50年，人口就要30个亿了。到那时，人均耕地就不是1.4亩，恐怕连半亩都达不到，后悔就来不及了。

　　可是，我们的“专家”仍然不愿意去从减少农民的角度思考问题，而是像印度领导人那样，幻想永远把农民限制在耕地上，幻想通过增加耕地，增加农业补贴来实现农民富裕。去年刚刚当选为印度总理的印度前财政部长贾斯万特•辛格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记者采访时就说：“中国模式不是一个完整的模式——因为中国存在着农村人口问题，许多农民都背井离乡到城市安身，造成了中国农业人口大量流失和严重的社会差异。印度的目标是让占全国总人口80%的农民和城市人一样富有。我们要采用经济激励措施鼓励他们留在农村。”

　　说实话，这是很可笑的“幻想”。因为：无论中国还是印度，农业不现代化农民就不会富裕，而农业现代化了，这些地就只需要几百万劳动力而已。今年上海小学6年级《地理》课本第70页上说，加拿大98年的时候每个农民就能产23万斤粮食。按此数据计算，中国去年产9千多亿斤粮食有400万农民就够了。所以，去年中国是：10亿农民在抢4百万人的饭碗。又怎么会不穷呢？你硬要把10亿农民限制在只能产几千万斤粮食的庄稼地里，还说要让他们和城里人一样富，不是幻想又能是什么呢？

　　事实上我就是很好的例子。我租的这500亩地，投入不过40万，6个月就收入50万。如果农民都像我，人均有500亩地，用不着政府拿一分钱，他们肯定都会比工人富裕。可现在我们的国家是人均1.4亩耕地，除非稻子的价格上涨100倍，否则粮农决无富裕的可能。

　　所以，只有一条路可走：“消灭”农民！这当然不是指从肉体上消灭，而是：一要从行业上消灭；二要从行政上消灭。

　　所谓“从行业上消灭”就是“农业工业化”，要像制造产品那样生产粮食、经营粮食，而不能像现在这样搞一亩二分地式的小农经济；

　　所谓“从行政上消灭”就是废止现在的农村户籍体制，取消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行政障碍，允许农民进城。

　　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是错误的，首先，农村没有条件实施充分地教育，导致大量孩子没有受完9年义务制教育就出来工作（这样的人起码有1个亿以上），直接增加了城市就业压力。其次，没有文化的农村出生率又大大高于城市，造成人均占地面积不断下降，加重了农村的贫困。

　　当然，领导们担心的是，一旦取消农民进城的限制，几亿农民涌入城市，将可能造成18世纪英国“圈地运动”时期的“羊吃人”式的混乱。当时的英国，因为养羊的效益高于种地，地主们纷纷辞退种地的佃户改为圈地养羊。导致大量农民流入城市乞讨，场面一度混乱到政府不得不通过颁发《乞讨证》来控制局面。这几乎是每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必有的章节，以此来证明资本主义的残忍。可是，这些社会主义的学者共同“忽视”了圈地运动最后的结果是，导致城市出现大量廉价劳动力，这些农民最终转化为廉价的产业工人，使得英国第一个从农业国家迈入工业国家，国力空前强大。

　　其实，今天中国的情况与那时很相似，如果不是这些农村廉价劳动力，我们的纺织业、机械制造业又怎么会有今天的国际地位？应该说，我们的城市已经有条件接纳农民大量进城，这是最关键的，我们千万不能失去这千哉难逢的机遇！因为：

　　十、我们已经“消灭”了大部分农民

　　虽然，政府的统计数据说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只安置了1.4亿农村人口。其实，实际数字远远超过这些，因为政府的数据没有包括非法打工的农民工，而这部分人数远远超过合法打工者。我们可以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推算出：现在实际弃农务工的农民人数已经超过4亿人。可以说，能进城的农民已经都进了城。

　　因为国家统计局公布，去年农村人口人均收入是2900元。由于前面已经计算出农民的人均农、副业总收入加在一起还不足400元。所以，这2900元中的大部分（2500元）只能是来自非农业收入。就是来自农民在外打工的收入。这就是说，去年10亿农村人口的非农总收入为2万5千亿元。将此数字除以农民工在城市务工的平均年收入6000元，答案是4.2亿。就是说，去年农村有4.3亿人口在城市打工。还是来自国家统计局另外公布的数据，全国农村一共只有4亿7千万劳动力。所以，说“能进城的农民已经全都进了城”是有统计根据的。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我所在的金山农村，还是上海市级农业园区，都几乎找不到一个60岁以下的劳力。不仅上海，全国农民工的工资都年年在涨，就说明农民工已经是一年比一年紧缺。江西刚公布的统计数据称：去年江西仅流向广东一个省的农民工就超过200万人！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是，孙志刚事件发生以前，法律上禁止农民工进城。孙志刚事件后，这些限制几乎在一夜之间全部取消。相信当时百分之百的城市领导，都会在那里颤颤巍巍的担心如何应付大量农民工涌入的问题，事实上，不但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而且不少地方已经发生劳动力短缺的现象。所以说，“能进城的农民已经全都进了城”也是有实际依据的。

　　因此，即使我们现在取消了所有限制，也不会有更多的农民进城。而且现在城里人已经拒绝体力劳动行业，宁可下岗呆在家里吃救济也不愿意去干体力活，所以现在不仅仅环卫、建筑、饮食、服务行业几乎是清一色的农民工，就连电话、机械制造行业都开始成为农民工的天地。农民工进城已经不存在与城市居民竞争就业岗位的问题。允许农民进城并不意味着需要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这是18世纪英国迈入工业化时期和现在的印度完全不具备的有利条件！

　　十一、让农民与城市居民同工同酬能缓解城市就业压力

　　很多人把城市就业压力归咎于农民工非法进城。认为企业雇佣（没有手续的）非法进城的农民工要比雇佣城市居民省很多钱：他们不用为农民工交纳社会保险，仅此一项每月就能节省600元以上，而且农民工的工资低，再加上他们大多住单位，可以任意加班加点，又不要车贴，又能节省几百元。

　　所以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农民工挤占了城市居民的就业岗位，于是乎各地城市都出台了诸如“暂住证”、“务工证”之类限制农民进城的制度，甚至动用专政手段对付进城谋生的农民。可是这些手段并没有阻挡住农民工的进城潮。

　　5年前，我在上海徐家汇开的饭店最多的时候就雇佣过30多没有“合法”手续的外地农民工（另外还有50多上海下岗女工）。2001年4月12日，徐家汇警署出动十多辆警车30多警员，大白天营业时间，冲入饭店抓走正在工作的全部外地农民工，造成轰动。后来给的理由仅仅是这些人没有合法用工手续。这些人被非法关押长达一个多月，在龙吴路“遣送站”受尽非人折磨，但是被释放的当天又返回上海找我要工作。所以，尽管受到种种限制，并没有阻止农民工进城。现在去上海的饭店，你会发现，几乎90%以上的服务员、厨房工人都是外地农民工，他们中的大多数至今没有合法手续。以至于个别饭店用了几个本地人做服务员，还会在店堂告示以招徕顾客。当时我的饭店之所以能够那么红火，也是利用了上海人的这一心态（认为本地人卫生），在店堂和外送工作上全部安排了本地下岗女工（可是她们的工资是当时外地农民工的5倍！）。

　　纠其根本原因，我们错在没有从源头上去找造成城市就业压力的原因，而只是将眼光停留在农民身上。其实，源头不是农民要进城而是城市的企业需要廉价的农民工。所以用行政手段阻拦是没用的。如果没企业需要农民，他们自然会离开。如果我们能够用人性的、和谐的制度对待农民，农民反而难以在城市占住脚。

　　很多人不理解这句话，他们认为，如果给农民和城里人一样的待遇，农民就更不愿意离开城市了。其实，因为农民受教育的程度不够，如果企业用这样低文化、流动性大的人，还要为他们交纳和城市人一样的社保费用，还有谁会用农民工呢？所以，让农民工与城市人一样待遇，农民工反而无法在城市站住脚了。

　　不仅如此，我们还应该向进城农民工提供免费教育，这能把在城市非法打工的农民工的孩子拉回学校，不但能进一步缓解城市就业压力，甚至还可能会引发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因为现在农民工没有受完9年制义务教育的占95%！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称，现在9亿多农村人口中有4亿7千多万劳动力（实际人数不止这些，因为这其中没有包括在外非法打工的孩子）。也就是说，农村人口中每2个人中就有1个劳动力，这是不正常的。因为农村人口中，孩子的比例高于城市，现在倒挂的原因就是农民工中95%以上没有受完9年制义务教育就出来工作，甚至大部分小学都没有毕业。这些人并非不愿意读书，而是没有条件读书。不仅仅是经济上的问题，更主要地是农村人口比较分散，70%以上的孩子读书要步行几个小时（上海等发达地区实行班车接送，但是贫困地区就没有办法），如果城市向进城的农民子弟提供免费的义务教育，最起码能使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中有1/5回到学校，城市就业的压力可以从根本上得到缓解。可是，几乎所有城市（包括上海），不但不这么做，反而都出台政策限制农民工在城市正常生活，对农民工子女就读施加限制（收借读费），硬把这些原本应该在学校读书的孩子推向工厂。

　　以我所熟悉的民营企业“上海凯建实业有限公司”为例，该厂主要从事出口塑料袋彩印工作，雇佣的几百安徽定远县蒋集乡农民工中，很多都是全家来上海打工，他们99%初中没有毕业，70%小学没有毕业，30%的人年龄在18岁以下。去年，这些工人来帮助收割，我问他们，为什么不读书，是不是不愿意读书。他们的回答都是：愿意读书。因为他们很清楚，学历有助于从事更技术的工种，能增加收入。可是现在要在上海读书，必须额外缴付借读费（如果加上书杂费，每个月要一百多），而他们的收入都很低，根本付不起钱。

　　所以，一方面我们应该废除农民进城的限制，另一方面，要提供免费义务教育给进城农民，尤其是他们的孩子。甚至，应该向这些农民工的孩子提供免费午餐，才可能把他们从工厂拖回学校。而这些费用可以通过增设“农民工教育基金”来解决，由使用农民工的企业负担。这是缓解城市就业压力最“便宜”、“最得人心”但是又是“最恶劣和最有效”的措施。

　　十二、 “土地资本化”农业才能现代化

　　农业只有规模化才可能现代化。可是现在土地大多在农民手中，一家一户的三五亩地，既没办法机械化耕种也没办法规模经营。可是不机械化，耕种成本就降不下来；不规模化，农产品价格又上不去。1斤稻子才卖几毛钱，1斤有机大米可以卖到几元钱。可是小农经营模式迫使农民只能卖稻子而不能加工大米，同时，个体耕种模式又导致劳动效率低下：一个人只管几亩地，如果按照正规地成本核算，人均2亩地的人工成本应该是3千元/亩，分摊到大米中，每斤的人工费要5元钱！这一进一出，农民的损失显而易见。

　　可是，农民又视土地为生命，不到万不得已，决不愿意交出土地。尤其是，现在免了农业税，农民即使抛荒土地去城里打工也没了损失，就更不愿意交出土地了。另一方面，再用过去的人民公社的办法集中土地显然也行不通。所以，要实现现代化，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用什么办法集中土地。

　　以我来看，只有“土地资本化”才可能再次实现土地规模化。就是：承认农民手里的土地是“资本”，以股份制的形式加以集中形成规模。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围绕土地经历了3次反复：

　　1、土改——将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的土地交还给农民；

　　2、集体化（人民公社）——将农民个人手里的土地集中到集体手中；

　　3、联产承包——将土地的集体耕种改为个体耕种。

　　所以，土地“使用权”资本化，应该算是第4次变革。实际就是第二次集体化改革。目的是为了实现土地的再次集中，从而实现规模经营。

　　这不是走回头路，因为它与人民公社在分配体制和耕种方式上有本质不同。“土地资本化”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资本（就是土地面积）分配”。同时，农民交出土地后不再参与农业劳动，由专业技术人员耕种，他们只参与最后的分配。由于耕种机械化会使得耕种成本大大降低，而经营规模化会导致农产品销售价格大幅度上升，因此“资本化”实际的结果是能使土地“增值”。这样，不参加耕种的农民反而比自己耕种能更多地获益。这决定了“土地资本化”的可操作性。

　　十三、农业税不能免

　　现在的土地大都在农民个人手里，所以农业都是小农模式经营，这是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最直接障碍。就像我，如果不是种几百亩地，种优质品种就没有了意义；使用有机肥料也没有了意义；大米也就进不了宾馆饭店就得不到高的回报。而且，我种地的人工费就要增加到无法承受的地步（现在机械化种地平均每亩地只要0.5个人工）。

　　正因为存在农业税的原因，农民个体种地赔钱，不种地又要纳税，所以，金山区廊下镇的政府才能够从农民手中大量回收土地（土地流转）转包给我这样的实行规模种植。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农业的现代化发展。

　　如果我们取消农业税，农民抛荒土地就没有了损失，外出打工的时候就没必要再去出租自己的土地给别人种，就可能会选择让自家的土地荒芜，因为土地荒芜还会增加土壤肥力，下次自己再种的时候还可以节省肥料钱。

　　至于免税可以起到的给农民减负的作用，正如我前面所列举的事实，效果微乎其微。此外，农业税又是现在农村县、乡二级政府主要的财政收入，没有了农业税，虽说国家可以财政拨款，但是十拨九不足，这些地方政府还会重视农业吗？

　　所以，农业税不能免。如果真想给农民减负，可以通过提高粮食收购价格或者搞农业补贴。上海就是这样，规模种地的补贴就高，比如我，去年政府每亩补贴80元，规模小一些的补贴60元（今年补贴加大到200元），2亩3亩种的就不补贴，土地荒芜的就收回。

　　十四、不要害怕农田被占用

　　坦率地说，如果中国没有了耕地，或者说中国的耕地全成了工厂，那么中国一定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强大到没有一个国家胆敢对她说不，强大到所有的国家都必须为她提供粮食，为她提供石油。

　　就像今天的美国，又有谁敢不卖给它石油？联合国人权宣言所倡导的基本原则就是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如果有人企图剥夺我们的生存权利，不提供粮食给我们，我们完全有权利也有那里强迫他们提供。反之，虽然我们有粮食，但是国弱民穷，别人一样会来抢粮食。

　　我们长期受自力更生的思想桎梏，幻想什么都能够自给自足，所以担心农田少了就不安全。所谓手中有粮心里不荒。其实这都是自己安慰自己，毫无用处。就拿石油为例，现在我们的石油已经有一半依靠进口，以我们现在发展的速度，要不了10年，就会有90%的石油依赖进口。光粮食自给自足有什么用。

　　所以，我们没必要对农田转为工厂过分紧张。说实在的，不拿出农田来盖工厂，又怎么解决10亿农村劳动力的安置问题呢。只要拿出农田的代价是我们能够强大，就根本用不着犹豫、害怕。

　　现在之所以一提耕地转性就很紧张，是因为我们确实缺少耕地。问题是我们不是缺少一点点耕地，如果要想让现在的10亿农村人口都靠农业致富，我们起码还缺少1000亿亩耕地！因为只有人均100亩地的时候搞农业才能够挣到钱（我就是例子），可是我们现在只有18亿亩地。所以，即使我们再挖潜，再节约出几亿亩耕地也无济于事。而为了节约着几亩地，放弃了发展工业的机会，才是对老百姓最大的不负责。

　　我们需要关心的只是耕地转性后不能闲置而已，如果闲置就要及时收回。只要转性后的耕地不闲置，无论多少农田转性都没有坏处而只有好处。而要做到这一点，依靠行政审批没有用，它只会滋生腐败，更有效的做法应该是：开征“土地使用税”。

　　现在这样的免费使用土地必然导致土地资源的浪费，才会有那么多的人圈地而不开发地。很多地产商投资买地皮，然后等土地升值再卖出。他们的成本仅仅是银行利息。如果开征“土地使用税”，这些地产商的成本就会大大增加，政府就用不着通过行政手段，使得过热的房地产市场降温。

　　有了“土地使用税”，政府甚至可以搞浮动的“土地使用费”，改拍卖土地出让金为拍卖“土地使用费”。只要政府根据土地的不同的用途开征税率不同的“土地使用税”，任何得到土地的开发商都不可能闲置土地。只要土地不闲置，中国的发展就不会“闲置”。如果开发商因为投机购买土地而破产，政府也没损失，正好收回土地重新出售。

　　其实，发达国家中没一个不开征“土地使用税”的，只是形式不同而已。我们为什么不借鉴？这是一个既能促进经济发展又能杜绝房地产泡沫的有力手段。

　　十五、请到明天的“乡下”来

　　今年，我承包的土地要扩大到700亩。我打算在田里建一个露天的小温泉，夏天麦子熟了，我要请朋友一起，欣赏着真正的田园风光，在一望无际的金色麦浪中，泡着温泉侃大山。

　　我还要在地的四周挖一条“护城河”，河边植上密集的竹子，还要挖一个大鱼溏，当中堆2个小岛，养野鸡野鸭。朋友来了可以钓鱼，还可以猎野味。

　　我还要建几个小小农庄，10亩地一个单元，配一个温室、一亩果园，几亩蔬菜地，一个小鱼溏，一幢小木屋。种西瓜、番茄、樱桃、葡萄、黄瓜各类瓜果，养几只野鸡野鸭，再养几只王八几只蟹。小木屋全都配上卫星、电脑、网络，地里配上自动喷灌和电视监控摄像头。这样，远在市区也能通过计算机网络遥控喷灌，躺在床上就可以看见地里瓜果的生长情况，黄瓜熟了就带朋友一起来品尝真正不用化肥、农药的有机产品。

　　实现网络种田，已经不是梦想，50万就够了，小木屋里还可以有5星标准的装潢，比城里买间破房还便宜。下岗工人也能住得起：卖掉在城里的房就能住乡下的别墅，还能通过种地和养殖糊口。不懂也没关系，我可以提供有偿技术服务、劳务服务，正好乘机肥一把自己。

　　搞10个这样的小小个人农庄，每年收租金5万一定没问题（10亩地产的瓜果就不止5万元），先富起来的白领，还可以租来度假，开PARTY。我要让老外知道，中国农民一定会比他们更滋润。

　　有志农业的朋友，请到我的农庄来，现代农业不再是面向黄土背朝天的年代了。